核心提示

　　■統計顯示：除個別行業外，中國絕大多數行業已經形成市場競爭格局。

　　■在多數領域，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實現了在市場公平競爭中相輔相成的“共贏”格局。

　　■國有經濟對產業健康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不可或缺。

　　“國企搞不好時挨罵，國企搞好的時候還挨罵”——身處種種爭議的漩渦之中，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的話真實地映射出當前國有企業的尷尬與困惑。

　　國企是個敏感話題，但熟悉國企的人卻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對國企、央企不了解，“國企存在一個如何看待的問題。關鍵是不能靜止地看，要動態地看，看到國企30多年的探索、改革、困境中突圍的過程，要有一種歷史的眼光。”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明確表示，“到目前為止，國企改革沒有什么解釋不清楚的問題。”

　　１ “統”與“分”：國企真的壟斷嗎？

　　國有企業近年來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以央企為例，營業收入從2002年的3.3萬億元，持續增至2011年的20.2萬億元，增長6倍多。但隨著國企發展壯大，有一種觀點認為，國有企業效益好主要是由于壟斷，甚至將國有企業與壟斷等同起來。

　　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絕大多數行業已經形成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競爭格局。118戶中央企業中，除2家電網企業、3家電信企業、3家石油石化企業、10家軍工企業、2家糧棉儲備企業和1家鹽業企業共21家企業外，其他企業都處于競爭性領域。

　　在飽受爭議的石油石化行業，客觀地說，其上游勘探開采環節具有較強的行政壟斷性。但國家對這類高度稀缺性或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性部門采取壟斷性經營是必要的。世界主要50個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中，76%的國家只有一個石油公司，20%的國家不超過3家石油公司。應當說，這個壟斷地位是國家給予的，并不是企業自己定的。為了有計劃、有秩序地開采油田，防止一哄而上搶占資源，國家沒有放開石油開采。

　　在電信行業，雖然公眾對電信價格等問題有諸多詬病，但出于國家安全和戰略布局的考慮，我國對電信產業實行了改革重組，并且已然由“一家獨大”的狀況變為形成了3家擁有全國性網絡資源、實力與規模相對接近、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市場競爭主體，其目的就在于形成適度、健康的市場競爭格局。同時，電信增值服務業務已經處于充分競爭狀態。

　　專家提出，電信價格逐步放開是大勢所趨，眼下電信業存在的一些問題需要在深化改革過程中不斷加以解決。

　　在煤炭行業，近年來通過資源整合以及“關停并轉”小煤礦等一系列措施，煤炭業市場集中度有所提高，但行業內競爭仍然較為激烈。

　　在國有企業比較集中的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建筑、機械制造等行業，已經形成充分競爭格局。  

　　即使在一些帶有行政性壟斷性質的行業中，國有企業也不存在通過壟斷地位獲取超額利潤的行為，并且在一些特殊時期承擔了較多的社會責任。

　　事實上，世界上許多行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型跨國公司的壟斷。相比之下，我國企業的規模、實力差距很大。中石化是亞洲最大的石油公司，但營業收入僅為殼牌公司的66%；寶鋼營業收入只為米塔爾鋼鐵公司的44%；東風、上汽和一汽的營業收入總和僅為豐田的一半。從提升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的大趨勢角度，必須進一步提高產業集中度，提高國有企業的規模和控制力，加快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業。

　　促進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并不是壟斷，但同時也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監管體系，加強對具有壟斷經營企業的監督，防止其利用壟斷地位損害社會利益和公眾利益。

　　２ “進”與“退”：國企改革真的是“國進民退”嗎？

　　一些學者以一些國企兼并重組私營企業的個案為例證，得出中國經濟出現“國進民退”的結論，認為國有資本在掠奪私營資本，壓縮了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

　　這種觀點不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把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發展對立起來是十分有害的。

　　“國有資產增長快了，利潤率提高了，會指責你‘國進民退’；如果利潤率低了，說你低效率，國有不如私有，主張‘國退民進’。”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衛興華看來，國有資產絕對量的增加，并是靠擠壓私有制經濟取得的;與私人資本更快的增長相比，國有資產的相對量是降低的。

　　統計數據顯示，1998年到2010年間，國有企業的戶數占比從39%下降到4.5%；主營業務收入占比從52%下降到27%；利潤總額從36%降至27.8%；從業人員從60.5%降至19%，稅收從65%降至37%。

　　斷言國企整體虧損也是違背事實的。2002年至2011年，中央企業繳納稅金由2926億元上升到1.68萬億元，增長5倍多。而與此同時，國企稅負大大高于其他類型企業。來自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鋼企稅負差異很大，噸鋼含稅率最高的是鞍鋼，高達320元，寶鋼、武鋼為250-300元，而一些民營小鋼企僅為幾十元。

　　固有的經濟理論暗示，私有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因為私有制提供了激勵，而公有制卻做不到。果真如此嗎？

　　數據顯示，從工業增加值率看，1998年-2006年，國企最低為2005年的32%，而私營企業最高為2006年的27%，國企的最低值也高于私營企業的最高值。從勞動生產率看，2005年和2006年國企分別為11萬元和14萬元，而私企分別為5萬元和7萬元，差距很大。

　　應該看到，在我國經濟發展實際中，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并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兩者在產業發展中相互融合、互相促進，形成了“雙贏”的局面。

　　一些國有大企業發揮產業價值鏈條的帶動作用，提供平臺，整合資源，促進了產業的快速發展。中國移動作為全球最大的電信運營商，帶動了華為、中興等設備制造商等多分支領域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與中國移動合作的2000多家內容服務商中民營企業占90%以上；中國建材集團通過資本運營、聯合重組，與眾多私營企業共同組建了南方水泥集團，統一質量標準，改變了浙江水泥市場無序競爭的狀況，結束了數年全行業虧損的局面，實現了國有、民營經濟的“共贏”。

　　即使在許多民營企業眼里，國企民企也是和諧共生的。 

　　“國企和民企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是不可分割的。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應由市場來調劑，不能簡單強調某個國企做大了就壟斷了。現在的國企與民企基本是在一個平臺上競爭的。”泰富電氣集團公司董事長楊天夫在今年“兩會”期間表示，“對于石油這樣的領域即使放開了，我也不認為我的企業就有能力進入或者駕馭。”泰富電氣集團一度收購了3家國企，同時它也是另一家大型國企的配套商。

　　“在有些領域，完全的市場化不適合中國。”三一重工集團總裁向文波也表示，在一些戰略性、資源性、關系民生的、一些非營利的行業，國有企業要做得更強更大，在好事上做得更好。

　　有學者指出，把國有企業技術、資本、規模和人才的優勢與私營企業機制靈活、風險意識強的特點有機結合，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經濟格局，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有利于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提升我國整體競爭力，不應把二者對立起來。

　　３ “公”與“私”：國企“私有化”可行嗎？

　　近年來，社會上有一股思潮，主張把國有企業賣掉分光，不分實際情況地提出私字當頭，一賣了之等。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日前就表示，國有企業已經成為中國進一步成長的主要障礙，經濟改革首要任務就是國企的私有化。他建議國企股份應贈送民眾。

　　“如何看待國企，本質上是一個如何看待公有制企業的問題；而如何看待公有制企業，又是和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緊密相關。簡言之，這是一個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原中組部部長張全景撰文指出。

　　有人認為，既然是公有制，那就意味著人人都是所有者，人人都有份。因此，應當把國有企業的股份和利潤平分，這樣才能實現財富共享。

　　“這種看法實際上是在用私有制的邏輯解構公有制的關系。在全民共有所有制中，每個人都不是獨立的所有者，只有全體人民聯系起來才能成為共同所有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宇如是解析，“如果把國有企業分到個人手中，表面看好像實現了社會公平，實際是把公有制變成了私有制，而且是個人私有制，其結局是財富會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集中到少數大資本手中。”他強調，忽視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會落入“私有化”陷阱。

　　也有一些專家學者提出“國有企業只能存在于非競爭性領域，應該從盈利性、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

　　且不說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的前提是國企必須有“量”的保證，更為重要的是，國有企業大多是行業排頭兵，對產業健康發展起著重要的引領帶動作用。

　　目前我國許多國有企業的主要技術指標不僅國內一流，在國際也處于前列。中國海油2010年榮膺全球能源大獎最高獎項“年度最佳能源企業”，以總資產、銷售收入、利潤等指標衡量，7年時間再造4個中國海油；神華集團原煤百萬噸死亡率為0.027人，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還低；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研發制造的高速列車實現了技術引進向技術輸出的轉變；全球前10名的主跨橋梁一半都是由中交集團參與設計建造……

　　由此可見，國有經濟對我國產業健康發展的帶動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目前私營企業在經濟規模、創新能力、管理水平、人力資源等方面都與國企有較大差距。如果硬性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獲得發展空間的很可能不是私營企業，而是外國跨國公司，這無疑將影響我國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安全。

　　客觀的專家指出，少數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不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能夠復制的，私有化也絕不是實現經濟發展的捷徑。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由歷史的、現實的多種因素決定的，關鍵要建立符合國情的社會經濟制度。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所有制結構的評價標準，不能只看所有制成分的比重，還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國富民強。        （本文章選自《光明日報》）